在溫哥華設市之初，建設的浪潮從臨近鋸木廠的第一條馬路 ── 亞歷山大街開始掀起，然後沿著 Gore 和 Dunlevy 大道向外擴散，逐漸形聚成一個人口密集的鮑威爾 (Powell) 街區。1891 年，鐵路公司（CPR）的土地專員 John Browning 提出將此地規劃為鐵路鎮專屬倉庫工業區，隨著富裕的白人居民集體遷往西端社區，反而吸引了大量日本移民進駐。直至 1942 年被強制驅逐之前，鮑威爾街區已匯聚 8,000 多名日裔加拿大人，成為當時一個極度繁榮的「日本町」（小東京）日裔社區，規模與經濟活力甚至凌駕鄰近的唐人街。
如今的鮑威爾街區，封存著名噪一時的紅燈區歲月、大時代的離合悲歡，以及各式各樣的歷史遺蹟，交織成一個充滿故事與多元文化的社區。遺憾的是，由於喜士定街人流複雜，卻讓這塊溫哥華最古老、最具特色的歷史拼圖，長期被我們「自動隔離」與遺忘，很多人對她認識太少。為了打破這道隱形藩籬，在接下來的三篇文章中，我將帶大家穿梭時空，深入探尋這個傳奇日裔社區昔日的面貌！
Powell 街區何時變成小東京？
第一位踏上加拿大土地的日本人，被公認是來自日本長崎地區的 永野萬藏（Manzo Nagano, 1855-1923）。1877 年，永野萬藏以實習水手的身份，跟隨英國東方號輪船來到了新西敏港口，他決定不再隨船返回，而是「跳船」秘密留了下來。他隨後去到菲沙河口的史提夫斯頓（Steveston）漁村與一名意大利夥伴合作捕魚，然後他從原住民習得方法，成功將「鹽漬鮭魚」大量出口回銷日本。1887 年，來自日本和歌山縣美濱町三尾村的久野事兵衛（Gihei Kuno）來到菲沙河口，他被河中密密麻麻、多到「彷彿能踩著魚背過河」的鮭魚群深深震撼。久野立即寫信回鄉，熱切邀請同鄉前來捕魚。隨著漁業和伐木業的興盛帶來更多工作機會，大量日本移工湧入魚類加工廠與沿海碼頭，並集中寄居在喜士定鋸木廠周邊的寄宿公寓（Boarding houses），而這正是催生日後鮑威爾街「日本町」百業繁華的原始雛形。
步入 1900 年代中期，當第一代日本商人站穩腳步，通過向日本出口第一批小麥、魚罐頭和木材致富，向日本國內傳遞了「海外商機」的訊息，加上「一條龍」的勞工仲介業務興起，因而掀起了日本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移民潮。恰逢當時富裕的白人居民集體遷往西端社區，為這群新移民騰出了發展空間。於是，日本社區從鮑威爾 200 號街區（鄰近 Main 街）租賃的第一間雜貨店開始，然後朝著奧本海默公園方向不斷擴張。各類日式商號、百貨公司、傳統澡堂、寄宿宿舍相繼湧現，在商賈士紳的慷慨贊助下，他們很快擁有了自己的衛理公會教堂（1896）、佛教寺院（1906）、日語學校（1906）以及屬於日資的加日信託銀行（1907），一個自給自足的「城中之國」自此成形。
到了 1910 年代，日裔加拿大人在鮑威爾街區的人口比例攀上新高。他們從最初的租賃經營，發展到擁有自主產業、甚至獨資興建大厦，逐步孕育出日裔居民口中的「鮑威爾街」（Paueru-gai），亦即後人所稱的「日本町」（Nihonmachi）或「小東京」（Little Tokyo）。「日本町」的範圍主要涵蓋鮑威爾街與科多瓦街的 200-500 號街區，以及亞歷山大街的 300-400 號街區，環繞其間的街巷皆是日裔移民住宅。此時的社區生活已極其豐富，他們不僅催生了 太陽戲院（1912）、賭場茶室（1912）、新世界飯店（1914）等娛樂性地標，更成立了名噪一時的 溫哥華朝日棒球隊（1914）和擁有專屬的球場，讓整個社區充滿了蓬勃的生命力。
在兩戰之間，日裔社區持續壯大，「日本町」的繁華版圖進一步向外擴展至 600-700 號街區，日本俱樂部（1920）、昭和俱樂部（1930）、佐佐木柔道場（1924）、文化中心（1928）、天主教學校（1929）以及女子職業學校（1936）在此期間如雨後春筍般建立，使鮑威爾街區蛻變為一座坐擁 8,000 多名日裔人口、匯聚超過 500 家日資企業的龐大「日本城」。到了 1930 年代後期，這座社區的規模已凌駕唐人街。以當時區內的 Lord Strathcona 小學為例，在全校約 1,500 名學生中，日裔學生便佔了將近半數，比同校的華人學生人數要多得多。
反亞裔種族騷亂
然而，在「日本町」與唐人街繁華的背後，白人至上的反亞裔種族主義陰霾卻從未散去。根據 1901 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在當時全卑詩省約十八萬總人口中，共有 15,000 名華人移民（其中 2,654 人定居於人口約近三萬人的溫哥華市）；日裔移民則有 4,600 人，後者多數集中在菲沙河口打拼（近三千人），擠身在溫哥華市內不足一千人，此時南亞裔的移民浪潮尚未開始。這群亞裔開拓者各司其職，用血汗灌溉著這片土地：華人為了淘金與修築太平洋鐵路遠渡重洋；日本移民以精湛的技術在漁業中站穩腳跟，也有少數投入艱苦的耕種與伐木繁重勞動。儘管他們為卑詩省早期的經濟建設做出巨大貢獻，但在當時風起雲湧的排亞裔浪潮中，卻必須時刻面對來自主流社會的強烈敵意與排斥。
邁入 1900 年代中期，正是日本的「海外出稼」大移民潮（The First Wave），僅僅在 1907 年的前十個月，亞裔入境總數高達 11,440 人，其中日本裔便佔了創紀錄的 8,125 人，華裔 1,266 人，旁遮普錫克裔則有 2,049 人，雖然這群日裔移民約有半數只是把溫哥華當作進入美國本土的合法跳板，其餘絕大部分前往史蒂夫斯頓等漁港或大幹線鐵路從事季節性工作，合約期滿便會回國，但是暴增的人口仍然擠爆了鮑威爾街，這不禁讓白人恐慌，驚呼「溫哥華即將被東方人淹沒」。
此時，適逢舊金山發生了毀滅性地震（1906 年），緊接著蒙大拿「銅業大王」海因茲（Fritz Augustus Heinze）炒作聯合銅業股票失敗，引爆了席捲北美的「1907 年金融恐慌」，導致大批銀行倒閉、失業潮鋪天蓋地而來。正巧當時有報導稱大幹線太平洋鐵路計劃進口數千名日本勞工在鐵路西段工作，主要建設從賈斯伯到魯帕特王子港的路段。這項消息徹底點燃了失業歐洲裔居民的怒火，他們將失業的焦慮與憤怒，全數轉嫁到願意接受低薪的亞裔勞工身上，一場歷史風暴已在弦上。
1907 年 9 月 7 日星期六，一場多達萬人參與的反亞裔移民遊行，驟然演變成為反亞裔暴動（Anti-Asiatic Riots）—— 在當時人口不到十萬的溫哥華，這相當於全城超過十分之一的人走上了街頭。 徹底失控的暴徒們首先血洗了唐人街，窗戶被砸、商店被洗劫一空，許多華人遭到無情毆打。在唐人街宣洩憤怒後，人群接著轉向鮑威爾街企圖攻擊日本城。所幸日裔社區接獲風聲並迅速武裝起來，柔道場、劍道館和體育會的學員們早已嚴陣等待他們。居民用木板、磚塊築起路障，甚至武裝自衛，在街頭與暴徒展開激烈的肉搏戰。這場街頭混戰一直持續到翌日凌晨三點，直到溫哥華警方封鎖街道，緊繃的局勢才逐漸平息。與滿目瘡痍的唐人街相比，小東京當晚所遭受的財產損失相對有限。
上圖右二和右一那兩棟大樓 (鮑威爾街 259 號及 269 號) 分別建於 1912 年及 1905 年，前者為日裔雜貨商人 土田梶郎（Kajiro Tsuchida) 興建，後者是被 小村武次郎（Takejiro Komura）、小村百次郎（Hiyakujiro Komura）兄弟租作雜貨店。據 Changing Vancouver 網站介紹：在 1907 年的「溫哥華反亞裔暴動」發生的時候，當時小村雜貨店受到直接破壞，而土田正在鮑威爾街 345 號經營的進口雜貨商店受損程度較輕，但暴動後因擔憂暴徒再次襲擊，他們都關閉了商店 11 天，故此向前來調查的聯邦政府索賠 225 元。因為他們估計自己一天做 100 元生意，每天利潤是 20 元。調查官麥肯齊·金（W.L. Mackenzie King）問他們為何要關店 11 天，他們回答說害怕暴徒隨時會捲土重來，結果申訴得直，分別獲得全額及部分理賠！現今位於鮑威爾街 269 號的歷史建築入口處，仍完好保留著百年前的馬賽克磁磚地面，上面拼寫的 “KOMURA 269″，見證著當年暴亂時玻璃碎落的驚心時刻。
日華社區此消彼長
1907 年的種族騷亂震驚國際。隨後，加拿大勞工部長雷米厄（Rodolphe Lemieux）與日本外相林董（Tadasu Hayashi）談判達成加日「君子協定」的妥協方案。雙方同意採取配額制，將每年進入加拿大的日本男性勞工嚴格限制在 400 人以內（1928 年修訂再減至 150 人）。但其直系親屬、家傭及政府特批勞工則不在此限。由於協議的配額限制對象並未包括日本移民配偶，因此，日本女性仍可透過「照片新娘」的方式，不受限制地合法移民來到加拿大。這一政策促進了加拿大日裔家庭的建立與人口的自然增長，成為「小東京」得以在兩戰之間蓬勃發展，規模凌駕唐人街的根本原因。
此外，政府還立下極其刁難的「連續航行法」，強制規定亞裔移民必須搭乘「從原籍國直航加拿大」的船隻。由於當時印度並無直航加拿大的船隻（皆須經由香港或日本轉運），此條款直接引發了 1914 年的「駒形丸號事件」（Komagata Maru Incident）。當時一艘載有英屬印度移民的船隻被迫原船遣返，最終高達 352 名印度籍乘客遭到驅逐，僅有 24 人得以留下。當駒形丸號返回印度加爾各答附近的巴吉巴吉港時，英國殖民當局強迫乘客搭乘專車前往旁遮普省，遭到乘客拒絕並引發激烈的警民衝突。隨後軍警開槍射擊，導致 20 名乘客身亡（尚未包括後續喪於獄中、流放或因起義被處決的乘客）。
早期加拿大主流社會對亞裔的歧視不僅限於剝奪投票權，更體現在嚴苛的立法中。政府對華裔與印裔分別加徵 500 元及 200 元的人頭稅（當時 500 加幣足以在溫哥華購買半棟房屋），這無異於剝奪了華人建立家庭的立足機會。1923 年，加拿大政府頒布更為嚴苛的《排華法案》，全面禁止華人入境，只有極少數特例獲得豁免。此法案導致本地華人終生無法娶妻生子，華人社群被迫走向高齡化，人口急劇萎縮。統計顯示，溫哥華華裔人口從 1931 年的高峰 13,011 人，至 1941 年卻斷崖式銳減至 7,174 人，且男女比例嚴重失衡，許多偏遠城鎮的唐人街更因華裔人口消失而走入歷史。
華人社群因政策蒙受的「人口斷代」，與享有「君子協定」保護、能透過照片「郵購新娘」組建家庭的日裔社群形成強烈對比，使得在二戰爆發前夕，鮑威爾街日本城的日裔人口與商業規模，已全面凌駕於唐人街之上。在整個 1920-30 年代，正是日裔社區飛黃騰達的黃金時代，卻也是華人社區逐漸凋零的灰暗時期。至 1937 年，全加拿大高達 95% 的日裔加拿大人都集中在卑詩省，其中約近四成深深紮根於鮑威爾街區；其餘則散布於省府維多利亞、史蒂夫斯頓（Steveston）的漁港、馬坡（Marpole）的碼頭、菲沙河谷的肥沃農場，以及太平洋沿岸的紙漿廠與卑詩內陸的採礦小鎮。
在那段巔峰歲月裡，「日本町」坐擁 578 家日本商店、商社與進出口貿易企業，並發行著四家日文報紙，幾乎每個街區都能見到日式澡堂（許多人家裡沒有私人浴室）。如今，在傑克遜街（Jackson Ave）與喜士定街（Hastings St）交界處，依然保留著一幅描繪 1930 年代日裔婦女與古董汽車的歷史壁畫。它如同一座時空紀念碑，無聲卻高調地向世人昭示著這座日本城當年的絕代風華。
日裔加拿大人爭取身份認同
當時的日裔社區不僅富裕、團結，更展現出極強意願想融入西方主流社會。與其他族裔不同，他們鮮少成立排外的同鄉會或宗親會，而是專注於爭取主流社會的認可。這份忠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表現無遺，大批日裔青年滿腔熱血、主動請纓參與加拿大軍隊作戰，但是他們的熱血被卑詩省府悍然拒絕，因為政府深恐這群青年若為國家流血，便會理直氣壯地要求獲得投票權。
然而，這並沒有阻擋他們的決心。最終有 227 名日裔青年毅然跨越洛磯山脈，前往亞伯達省的一個招聘站成功入伍。他們隨後與加拿大遠征軍一同在歐洲的泥濘戰壕中英勇作戰，結果有 54 人不幸陣亡，用生命鮮血踐行他們對這片土地的認同。現在史丹利公園的日裔加拿大軍人紀念碑（Japanese Canadian War Memorial），就是加拿大政府向一戰時期為加拿大捐軀的日裔加拿大士兵致敬，原柱立於 1920 年，當時日本天皇特別送來了一棵大提燈櫻以表致意。
面對主流社會的制度性歧視，日裔加拿大人很快發現能夠與加拿大白人公平競技、平起平坐的舞台，就是綠草如茵的棒球場。1914 年，在鮑威爾街 200 號（夾 Main 街）經營日本服飾與糧食雜貨、後來開設馬車運輸業務，人稱「馬車松」的宮崎松次郎（“Harry” Matsujiro Miyasaki），憑著滿腔熱血成立了溫哥華朝日棒球隊（Vancouver Asahi），並親自擔任球隊首任教練與經理。這支傳奇的棒球隊以奧本海默公園（Oppenheimer Park）為主場，憑藉嚴格紀律與戰術配合屢創佳績，逐步崛起為卑詩省最具實力的業餘棒球隊之一，更是當時清一色白人聯賽中，唯一的非白人球隊。
朝日隊最先在 1919 年賽季取得隊史第一個重大成就，贏得溫哥華業餘聯盟錦標。1925 年，球隊升格加入競爭激烈的半業餘「終端城市聯盟」（Terminal City League）比賽。在強敵環伺的聯賽中南征北討，面對身材高大魁梧的白人對手，朝日隊憑藉著亞洲人擅長短打與盜壘戰術（俗稱「智慧棒球」Brainball），贏得了一場又一場的漂亮勝仗。這套以智取勝的打法在翌年（1926年）便為他們摘下首座半職業的「終端城市聯盟」聯賽冠軍，並於 1930 年和 1933 年再次稱覇。
這股席捲西海岸的朝日旋風甚至驚動了太平洋彼岸，1935 年 5 月，在日本職棒名門「東京巨人隊」（現讀賣巨人隊的前身）展開北美巡迴表演賽之際，還特別訪問了溫哥華，與朝日隊展開了多場震撼全城的歷史性友誼賽，將整個社區的體育榮耀推向了巔峰。
1936 年，因不滿白人裁判長期明顯誤判，朝日隊憤而退出終端城市聯盟，回到區域性的業餘聯盟比賽，便一直獲得「Burrard 聯盟」四次冠軍，並於 1938 年至 1940 年完成「溫哥華商業聯盟」（Commercial League Championship）三連霸的佳話。在經歷了數年票房慘跌後，1940 年，終端城市聯盟不得不放低姿態重新邀請這支票房保證的傳奇球隊回歸。結果朝日隊以無懈可擊的實力狠狠擊敗白人宿敵，高調奪下終端城市聯盟第四座獎盃。
除了在本地無敵，從 1937 年開始，球隊參與了美國的比賽，更寫下連續五年勇奪「太平洋西北地區日裔年度錦標賽」冠軍的輝煌紀錄，直至被戰爭中斷為止。2014 年，日本影壇特別將這段歷史搬上大銀幕，拍攝了一部《溫哥華朝日》電影，細膩描述早期日裔移民如何忍受著種族歧視的眼光，他們以棒球場為舞台，用汗水與實力打破偏見，完成為了「向主流社會展現小東京的尊嚴與榮耀」而奮鬥不懈的故事。
奧本海默公園
奧本海默公園原名「鮑威爾街球場」（Powell Street Grounds），那是由卑詩省第一任印地安事務總監 鮑威爾醫生（Dr. Israel Powell, 1836-1915）捐地興建，於 1898 年正式開放。然而到了 1912 年，年邁的鮑威爾醫生竟反悔並對市府提起訴訟，企圖強行收回這塊極具商業價值的土地。這場轟動一時的法律大戰最終以鮑威爾敗訴告終，土地得以維持公園用途，也為兩年後成立的溫哥華朝日棒球隊保留了起家的主場。為了與這位反悔的捐贈者劃清界線，市府隨即以溫哥華傳奇的第二任市長 大衛·奧本海默（David Oppenheimer, 1834–1897）之名為公園重新冠名。
奧本海默公園不僅是日裔社區的精神家園，更在早期便成為溫哥華勞工集會與街頭示威的聖殿。在大蕭條期間，這個公園時常成為抗議群眾的聚集地：包括 1932 年震撼全城的五一勞動節大示威；1935 年不滿救濟政策的勞工發起「步行到渥太華」（On-to-Ottawa Trek）的出發地，以及同年巴蘭坦碼頭（Ballantyne Pier）工人大罷工；乃至於 1938 年失業者為爭取生存權而舉行的大集會，因而被譽為「溫哥華的海德公園」。這項獨特的勞工抗爭背景，與公園周邊繁華的日裔商業區交織在一起，共同構成了二十世紀上半葉溫哥華東端最真實、最生動的社會底層圖景。
強制遷離
然而，幾乎在一夜之間，一切都變了！1941 年底，隨著日本皇軍偷襲珍珠港，接著驟然進攻香港。在香港保衛戰的戰爭中，奉命協防香港的兩千名加拿大士兵幾乎全軍覆沒，傷亡高達九百餘人。加拿大於是向日本宣戰，並仿效美國悍然引用《戰時措施法》，將境内 22,000 多名日裔加拿大人全數集中起來，不僅剝奪他們的基本公民權，更抄家式地沒收、清算了他們名下的所有房產與產業，並將全家老小強行押上列車，送到卑詩内陸荒涼孤立的營地（Internment camps）集體生活，那是一個很可怕的殘酷場景。
大驅逐後的「日本町」一夕化為空城。二戰結束後，卑詩省府仍然施加了長達四年的 沿海禁回令，不讓日裔加拿大人回到太平洋海岸。當禁令解除，那個曾經繁榮昌盛的日本町早已被大時代無情抹去，由於戰後市中心東端（DTES）失去了核心社群的支撐，人口流失導致經濟凋零，貧窮和吸毒問題籠罩該區，最終淪為城市邊緣！
無論如何，儘管命運如此殘酷，日裔社群從未放棄尋根的傲骨。1977 年，值此第一位日本移民永野萬藏抵加百年紀念，大批日裔加拿大人相約回到「溫哥華朝日隊」主場，他們在昔日的本壘板與外野草皮旁，共同親手種下了 21 棵曙櫻與染井吉野櫻樹。每當春櫻盛開，這片繁花便化為一道永不磨滅的歷史豐碑，用綻放的美麗生命力向這座城市宣告他們帶著尊嚴傲然回歸。
即使這片象徵平反與尊嚴的櫻林，在近代仍險遭覆滅。2008 年，市府欲砍除樹群改建公共設施，幸得溫哥華綠色文化倶樂部已故會長林聖哲老師致函阻止，強調「如果沒有文化遺產，我們留給後代的將僅是一塊冷冰冰的土地，而非驕傲與美好的回憶。」這番關鍵發聲最終推翻了市政府的決定，成功保全住這片櫻花森林！如今，每年八月卑詩省日（BC Day）的長週末，日裔加拿大人皆會回到奧本海默公園舉辦「鮑威爾街日本節」（Powell Street Festival），在太鼓聲與遊行的歡笑中，緬懷「日本町」很久以前的根源。
淨土真宗佛教寺
上圖為溫哥華日本淨土真宗佛教寺 (溫哥華 Jackson 街 220 號)，那是日裔加拿大人在二戰浩劫後返回鮑威爾街的少數例子。該寺隸屬淨土真宗的海外成員，以日本京都的西本願寺為母寺，所以日人都習慣直接叫它 「溫哥華本願寺」，或簡稱「佛教寺」。該教派遵循日本鎌倉時代 親鸞大師（Shinran Shonin, 1173-1262）的始創教義，教徒透過唸佛積德與靜坐參禪求得轉生淨土，離苦得樂；而這也是日本唯一許可僧侶可以結婚與肉食的佛教教派。
這座佛寺的遷徙史與「日本町」的興衰史完全同步：1906 年佐佐木千壽（Reverend Senju Sasaki）開教之初，淨土真宗信徒最初購買了亞歷山大街 32 號的房產創設參拜場所，並兼作日語學校。到了 1933 年黃金盛世，他們大興土木，搬進了位於科多瓦東街 604 號新建的寺廟。無奈在 1942 年那場大驅逐，寺廟被政府無情沒收並強行拍賣（現已改建）。直至 1954 年，當部分社區成員返回鮑威爾街時，教徒們合資購買了傑克遜街這座原日本衛理公會教堂。1978 年信徒們決定拆除那棟老舊的木造教堂，並在原地上重建。1979 年，一座全新落成的「溫哥華佛教寺院」現代建築正式完工啟用，並一直持續營運至今。
有趣的文史現象：現今傑克遜街 220 號這棟建築物本身，其實最初是建於 1907 年的日本衛理公會教堂。1925 年衛理公會加入加拿大聯合教會後，該教會也隨之更名為「日本聯合教會」，直至被淨土真宗信徒購買，成為「從西方教堂到東方佛寺」的華麗轉身。此外，加拿大柔道之父佐佐木繁孝曾在佛教寺地下禮堂重啟他的武館，直至 1988 年遷往本拿比市的「加西日裔國家博物館及文化中心」為止。
科多瓦東街 500-600 號街區
在 1942 年大驅逐之前，鮑威爾街區雖然以日裔居民為主體，但同時也容納了許多不同國籍的移民，是一個生命力蓬勃的多元文化社區，其中尤以科多瓦東街 500-600 號街區保留數量最多完好無損的遺產房屋，可以順道遊覽。
這四棟整齊排列的愛德華時代風格兩層半木造房屋歷經百年，是現代溫哥華街頭極罕見、未被戰後都市更新摧毀的歷史活化石。它們位於溫哥華日本佛教寺對面街的傑克遜道（Jackson Ave）230 號、236 號、242 號和 248 號，是由同一個房地產開發商於 1905 年建造，至今仍完美保留了大量傳統建築特徵：從醒目的前山牆屋頂與優雅斜率、溫馨的前門廊、古典外牆壁板，到帶有木製榫槽拱腹的封閉屋簷，無一不在述說著當年的匠心與常民歲月。
沿著 Cordova 東街往東面走過去，518、522 和 526 號分別建於 1908 年、1907 年和 1909 年。根據 When an old house whispers 網頁的研究：518 號原來的主人是名叫 Lena Carlson 的一位女士；522 號由木匠 Louis Godo 建造，前門很明顯是後來加建。526 號一直是日本天主教教會學校，直到 1918 年被田中健太 (Kenta Tanaka) 夫婦買下，他們將家徽貼在前山牆上；二戰前，526 號也是溫哥華天理教 (Tenrikyo) 教堂的所在地。
繼續沿著街道前行，Cordova 東街 604 號的位址，在二戰前正是淨土真宗佛教寺原址，反映這街區曾經也是一個社區中心，扮演著不可或缺的社區核心機能，該寺廟已被改建。
再往下走，歷史的指針被撥回得更久遠 ── Cordova 東街 605 號是一棟建於 1889 年的山牆風格房屋，也是該區現存最古老、歷史最悠久的建物建築。而 629 號（1900s）與 657 號（1907）皆由出生於義大利的知名飯店大亨安吉洛·卡洛里（Angelo Calori, 1862-1940）出資興建，作為出租房屋。
卡洛里早年隻身渡海，最初參與了太平洋鐵路的艱苦建設，憑藉著拼勁一路升任為鐵路工頭。當科朗迪克爆發震撼世界的淘金熱，卡洛里毫不猶豫地坐上第一班前往育空的輪船，先馳得點讓他變得非常富有，回來便建造了蓋斯鎮（Gastown）那棟最具代表性的熨斗地標「歐洲飯店」（Hotel Europe）。儘管 629 號後期經歷了大幅擴建，但從結構的改建痕跡，透露出二十世紀初溫哥華城市大擴張時期，底層移民那股極度緊繃的住屋需求。
656 號的特萬布利住宅（Twambley House）經過精心修復，無疑是本區最美麗的歷史房屋，已列入古蹟保護名錄。這座維多利亞「木條風格」（Victorian Stick-style）的房子完好保留了精美雕琢的裝飾門廊、層次分明的凹凸魚鱗花紋板（Fish-scale siding）以及細緻的山牆山花細工。它由木匠威廉·特萬布利（William Twambly）於 1895 年親手建造，堪稱是一件完美的建築工藝傑作。其門前的古蹟看板記載：當房屋落成時，溫市人口只有 15,000 人，科多瓦東街仍被稱為奧本海默街，這棟房子所處的區塊，曾是城市東端的荒涼外緣。
跨過 1900 年的世紀門檻，蓬勃的建設浪潮將 600 號路段原本空曠的土地迅速填滿。其中，坐落在 655 號的兩層木屋建於 1905 年，在當年是溫東著名的珠寶、眼鏡暨鐘錶商喬治·比格（George Biggar）的宅邸。比格先生在商貿核心區的喜士定東街 143 號 ── 也就是著名的 Balmora 飯店西側擁有一家商店，該店鋪的建築物至今仍在。緊鄰其右側的 671 號和 679 號則建於 1900 年前後，不知道在哪個時候，這兩棟原本獨立的民居被悄然合併成一棟連排公寓。
本文資料來源：
維多利亞大學 Landscapes of Injustice 網頁
Nikkei National Museum and Cultural Centre 網頁
Changingvancouver.wordpress.com 網頁
Vancouverheritagefoundation.org 網頁
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vancouver-asahi 網頁
When an old house whispers 網頁
維基百科
